离娄章句

 
全书 孟子生平 孟子的思想
离娄章句上凡二十八章解读孟子离娄章句上二十八章，涵盖孝道、仁义、治国、修身等核心思想，领悟儒家经典中的做人处世与为政智慧。离娄章句下凡三十三章深入解读《孟子·离娄章句下》三十三章，涵盖君臣之道、人性修养、君子存心等经典内容，领悟儒家修身治国智慧。
孟子曰：“离娄之明，公输子之巧，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；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；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《诗》云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即使有离娄的视力，公输般的手艺，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，也不能画好方和圆；即使有师旷的听力，如果不用六律，也不能校正五音；即使有尧舜之道，如果不行仁政，也不能治理好天下。现在有些诸侯，虽然心地仁慈声名远播，但是老百姓却感受不到他的恩惠，他的治国理政也不能成为后世的楷模，这都是由于不贯彻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。所以说，光有颗善心，不足以治国理政；光有好办法，它自己也不会贯彻实行。〔必须两者都有。〕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出错，不遗忘，都按既定方针办。’依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”
“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员平直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；既竭心思焉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 故曰，为高必因丘陵，为下必因川泽；为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谓智乎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国之所存者幸也。“故曰，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；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《诗》曰：‘天之方蹶，无然泄泄。’泄泄犹沓沓也。事君无义，进退无礼，言则非先王之道者，犹沓沓也。故曰，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谓之敬，吾君不能谓之贼。”
“圣人既已用尽了视力，又用圆规、曲尺、水平仪、绳墨来制造方的、圆的、平的、直的各种器物，各种器 物就用之不尽了；圣人既已用尽了听力，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，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；圣人既已用尽了脑力，又实行仁政，那么，仁德便广被天下了。 所以说，就像筑高台一定要依靠山陵，挖深池一定要依赖沼泽那样，治国理政不依靠前代圣王之道，能说是聪明吗？因此，只有仁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。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，就会把他的罪恶扩散给群众。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，在下的没有法律制度，朝廷不相信道义，工匠不相信尺度，官吏触犯义理，百姓触犯刑法，这样的国家还能勉强存在的，真是太侥幸了。“所以说，城墙不坚固，军备不充足，不是国家的灾难；田野没开辟，经济不富裕，不是国家的祸害；但如果在上的人没有礼义，在下的人没有教育，违法乱纪的百姓都起来了，离国家灭亡的日子也就没几天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上天正在动，闭嘴莫起哄！’瞎起哄就是喋喋不休的意思。侍奉君上无忠义之心，举止进退失礼仪之节，一说话便诋毁前代圣人之道，这样便是‘喋喋不休’。所以说，用尧舜之道来要求君主才叫作‘恭’...
孟子曰：“规矩，方员之至也；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欲为君，尽君道；欲为臣，尽臣道。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‘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’暴其民甚，则身弑国亡；不甚，则身危国削，名之曰‘幽’‘厉’，虽孝子慈孙，百世不能改也。《诗》云：‘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圆规和曲尺是方和圆的极致，圣人是为人的极致。要做君主，就要尽君主之道；要做臣子，就要尽臣子之道。这两者都只要效法尧和舜就行了。不像舜服事尧那样服事君上，便是对君主的不恭敬；不像尧治理百姓那样治理百姓，便是对老百姓的残害。孔子说：‘治理国家无非二者，行仁政或不行仁政罢了。’暴虐百姓太过分，那君主便会被臣下所杀，国家也将随之灭亡；不太过分，君主也岌岌可危，国力也将随之削弱，死了也将谥为‘幽’‘厉’，即使他有孝子贤孙，经历一百代也背着个坏名声而不能更改。《诗经》说过：‘殷商的镜子并不遥远，就是那前一代的夏朝。’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酒。”
孟子说：“夏、商、周三代获得天下是由于仁，他们失去天下是由于不仁。国家的兴起和衰败，生存和灭亡也是如此。天子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有天下；诸侯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有国家；卿大夫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有他的祖庙；士和百姓如果不仁，便不能保全他们的身体。现在有的人怕死却乐于不仁，就好比怕醉却勉为其难喝酒一样。”
孟子曰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—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《诗》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’” 孟子曰：“人有恒言，皆曰，‘天下国家’。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 孟子曰：“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国慕之；一国之所慕，天下慕之；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。”
孟子说：“我爱别人，别人却不亲近我，便反问自己仁爱是否足够；我治理别人，却没治理好，便反问自己知识智慧是否足够；我礼貌待人，可人家却不怎么搭理，便反问自己恭敬是否到了家。任何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问。自己确实端正了，天下的人都会归附于他。《诗经》说得好：‘万岁呀，与天意相配的周朝！幸福都得自己寻找。’” 孟子说：“大家有句口头禅，都说‘天下国家’。可见天下的基础是国，国的基础是家，而家的基础则是每个人。” 孟子说：“治国理政并不难，只是不要得罪贤明的卿大夫。因为他们所念念不忘的，国人都会念念不忘；国人所念念不忘的，天下人都会念念不忘，这样德教才会汹涌澎湃席卷天下。”
孟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；天下无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强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齐景公曰：‘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绝物也。’涕出而女于吴。
孟子说：“政治清明的时候，道德不高的人被道德高的人管理，不太贤能的人被非常贤能的人管理；政治黑暗的时候，便是小的被大的管理，弱的被强的管理。这两种情况，都取决于天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齐景公说过：‘既不能发号施令，又不能安然受命，便只有绝路一条。’因此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去了。
“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，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。如耻之，莫若师文王。师文王，大国五年，小国七年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肤敏，将于京。’孔子曰：‘仁不可为众也。夫国君好仁，天下无敌。’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谁能执热，逝不以濯？’”
“如今小国以大国为师，却以听命于人为耻，这就好比学生以听命于老师为耻一样。如果真以为耻，最好师法文王。师法文王，大国只要五年，小国只要七年，就一定可以号令天下了。《诗经》说过：‘商代的子孙，其数已不到十万。他们只好臣服于周哇，只因为上帝已经授命武王。只好臣服于周哇，因为天意总是无常。酹酒于地助祭于周京啊，殷国的士子个个聪明漂亮。’孔子也说过：‘仁德的力量，人多势众也抵挡不了。君主如果爱好仁，就将无敌于天下。’如今有些诸侯一心只想无敌于天下，却又不行仁政，这就好比苦于暑热却不肯洗澡一样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人谁不怕热烘烘，却又不肯水下冲？’”
孟子曰：“不仁者可与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灾，乐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与言，则何亡国败家之有？有孺子歌曰：‘沧浪 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’孔子曰：‘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’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。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不仁的人难道可以同他商议吗？见别人有危险，他无动于衷；见别人遭了灾，他趁火打劫；别人亡国败家的惨祸，他把旁观当享受。假如不仁的人还可以同他商议，那世上又如何会有亡国败家的惨祸呢？从前有个小孩歌唱道：“沧浪的水清啊，可以洗我的帽缨；沧浪的水浊呀，可以洗我的双足。’孔子说：‘同学们听好了！水清就洗帽缨，水浊就洗双足，其实取决于每个人自己。’所以人必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，别人才侮辱他；家必先有自取毁坏的因素，别人才毁坏它；国必先有自取讨伐的原因，别人才讨伐它。《尚书·太甲》说：‘天造作的罪孽，还可以逃掉；自己造作的罪孽，却无处可逃。’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孟子曰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桀和纣丧失天下，是由于失去了老百姓；失去了老百姓，是由于失去了民心。获得天下有方法：得到了老百姓，就得到天下了。获得老百姓有方法：赢得了民心，就得到老百姓了。赢得民心也有方法：他们所希望的，替他们聚积起来，他们所厌恶的，不要加在他们头上，如此罢了。”
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也。故为渊驱鱼者，獭也；为丛驱爵者，鹯也；为汤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则诸侯皆为之驱矣。虽欲无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。苟为不畜，终身不得。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《诗》云：‘其何能淑，载胥及溺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“老百姓归向仁政，就如同水流向下游、兽奔向旷野一样。所以，为深潭把鱼赶来的是水獭，为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鹞鹰，为商汤、周武把百姓赶来的，就是桀和纣了。当今天下的君主中如有好施仁政的，那其他诸侯都会为他把百姓赶来的。即使他不想用仁政一统天下，也是办不到的。不过如今这些希望用仁政一统天下的人，就比如害了七年的痼疾，要寻求三年的陈艾来医治；平时若不积蓄它，〔急来抱佛脚，便会导致一病不起，就等于〕终身都不会得到。〔同理，〕如果不立志于实行仁政，便将终身沉溺于忧患与屈辱，直到陷入或死去或逃亡的深渊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那如何能办得好，全都落水淹死了。’正是说的这个。”
孟子曰：“自暴者，不可与有言也；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言非礼义，谓之自暴也；吾身不能居仁由义，谓之自弃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；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”
孟子说：“自己摧残自己的人，不能和他讲什么大道理；自己抛弃自己的人，不能和他做什么大事情。开口便非议礼义，这便叫作自己摧残自己；认为自己不能以仁居心，不能践行道义，这便叫作自己抛弃自己。‘仁’是人类最安稳的宅子，‘义’是人类最正确的道路。空着最安稳的宅子不去住，放弃最正确的道路不去走，可悲呀！”
孟子曰：“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”
孟子说：“〔怕就怕〕真理在近处却往远处求，事情本容易却往难处做。只要人人都亲爱自己的父母，尊敬自己的长辈，天下就太平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居下位而不获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获于上有道，不信于友，弗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，事亲弗悦，弗信于友矣。悦亲有道，反身不诚，不悦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。是故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职位低下，又得不到上级的信任，百姓是不可能治理好的。要得到上级的信任，是有方法的：得不到朋友的信任，也就不能让上级信任了。要使朋友信任，也是有方法的：侍奉父母不能让他们高兴，也就不能让朋友信任了。让父母高兴，也是有方法的：若自我反省孝心不诚，也就不能让父母高兴了。要让孝心出之于诚，也是有方法的：不明白什么是善，也就不能让孝心出之于诚了。所以‘诚’是天定的道理，追求‘诚’是做人的道理。出于至诚而不能打动人心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；而不诚心，是不能打动人心的。”
孟子曰：“伯夷辟纣，居北海之滨，闻文王作兴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太公辟纣，居东海之滨，闻文王作兴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！吾闻西伯善养老者。’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归之，是天下之父归之也。天下之父归之，其子焉往？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内，必为政于天下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伯夷避开纣王，住在北海边上，听说文王兴起来了，便说：‘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！我听说他是善于赡养老者的人。’姜太公避开纣王，住在东海边上，听说文王兴起来了，便说：‘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！我听说他是善于赡养老者的人。’这两位老人，是声名卓著于天下的老人；他们归向西伯，这等于天下的父亲都归向西伯了。天下的父亲归向西伯，他们的儿子去哪里呢？如果诸侯中有践行文王的政治的，顶多七年，就一定能治理天下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求也为季氏宰，无能改于其德，而赋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‘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’由此观之，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弃于孔子者也，况于为之强战？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。故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
孟子说：“冉求当了季康子的总管，不能改变他的作风，田赋反而两倍于从前。孔子说：‘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，同学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攻击他。’从这事看来，君主不实行仁政，却去帮助他搜刮财富的人，都是孔子所唾弃的，何况为那不仁之君努力作战的人呢？〔这些人〕为争夺土地而战，杀得尸横遍野；为争夺城池而战，满城血海尸山，这就叫作带领着土地来吃人肉，死了也赎不了他们的罪。所以能征善战者应该受最重的刑罚，鼓吹合纵连横者该受次一等的刑罚，〔为了替君主搜刮财富而让百姓背井离乡去〕开垦草莽以尽地利的人该受再次一等的刑罚。”
孟子曰：“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，则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则眸子眊焉。听其言也，观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”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身上存于内而表现于外的，没有哪一处强过他的眼睛。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丑恶的灵魂。心正，眼睛就明亮；心不正，眼睛就昏暗。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观察他的眼睛，这人的善恶能躲到哪里去呢？”
孟子曰：“恭者不侮人，俭者不夺人。侮夺人之君，惟恐不顺焉，恶得为恭俭？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？” 淳于髡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孟子曰：“礼也。”曰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 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权也。” 曰：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——子欲手援天下乎？”
孟子说：“恭敬别人的人不会侮辱别人，节俭的人不会掠夺别人。侮辱人掠夺人的诸侯，生怕别人不顺从自己，又如何能做到恭敬节俭？恭敬和节俭难道可以靠甜言蜜语和笑容可掬装出来吗？” 淳于髡问：“男女之间，不亲手交接东西，这是礼法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是礼法。”淳于髡说：“那嫂子掉在水里，用手去拉她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嫂子掉在水里，不去拉她，这简直是豺狗和恶狼。男女之间不亲手交接，这是平常的礼法；嫂子掉在水里，用手去拉她，这是通权达变。”淳于髡说：“现在全天下的人都掉水里了，您不去救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 孟子说：“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，要用‘道’去救援； 嫂子掉在水里，要用手去救援——你难道要我用手去救援天下人吗？”
公孙丑曰：“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势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；以正不行，继之以怒。继之以怒，则反夷矣。‘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’则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，则恶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间不责善。责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”
公孙丑问：“君子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由于情势行不通。教育一定要讲正理，用正理讲不通，跟着就要发怒。一发怒，就反而造成了伤害。〔孩子会说：〕‘您用正理教我，可是您的行为却不出于正理。’这样，父子间就互相伤害了。父子间互伤感情，这是大坏事。古时候交换小孩来教育，使父子之间不因追求善而互相责备。追求善而互相责备，就会产生隔阂；父子之间生出隔阂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事，孰为大？事亲为大；守，孰为大？守身为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闻之矣；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，吾未之闻也。孰不为事？事亲，事之本也；孰不为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曾子养曾，必有酒肉；将彻，必请所与；问有余，必曰：‘有。’曾死，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；将彻，不请所与；问有余，曰：‘亡矣。’——将以复进也。此所谓养口体者也。若曾子，则可谓养志也。事亲若曾子者，可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侍奉谁最重要？侍奉父母最重要。守护什么最重要？守护自己〔的良心〕最重要。不失去自己的良心又能侍奉父母的，我听说过；失去了良心又能侍奉父母的，我没有听说过。侍奉的事都应该做，但侍奉父母是根本；守护的事都应该做，但守护自己的良心是根本。从前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晳，每餐一定都有酒有肉；撤席时一定要问剩下的给谁；曾晳若问是否还有剩余，一定答道：‘还有。’曾晳死了，曾元养曾子，也一定有酒有肉；撤席时便不问剩下的给谁了；曾子若问是否还有剩余，便说：‘没有了。’准备下餐再给曾子吃。这个叫作口体之养。至于曾子，才可以叫作顺从亲意之养。侍奉父母能做到像曾子那样，就可以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不足与也，政不足间也；唯大人为能格3君心之非。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；君正，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当政的小人不值得去谴责，他们的政治也不值得去非议；只有大人才能够纠正君主的不正确思想。君主仁，没有人不仁；君主义，没有人不义；君主正，没有人不正。一把君主端正了，国家也就安定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
孟子说：“有意料不到的赞扬，也有过于苛求的诋毁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之易其言也，无责耳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说话太随便，是因为他不必为此负责罢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”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。乐正子见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子亦来见我乎？”曰：“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”曰：“子来几日矣？”曰：“昔者。”曰：“昔者，则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”曰：“舍馆有罪。”
孟子说：“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。”乐正子跟随王子敖到了齐国。乐正子去见孟子。孟子说：“你也来看我吗？”乐正子答道：“老师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哇？”孟子问：“你来几天了？”答道：“昨天才来。”孟子说：“昨天来的，那我说这样的话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”乐正子说：“住所还没找好。”孟子说：“你听说过，要住所找好了才来求见长辈吗？”乐正子说：“我有罪。”
孟子谓乐正子曰：“子之从于子敖来，徒哺啜也。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。”
孟子对乐正子说：“你跟着王子敖来，只是吃吃喝喝罢了。我没想到你学习古人的大道，只是为了吃喝。”
孟子曰：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舜不告而娶，为无后也。君子以为犹告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不孝顺父母的事有三种，其中以没有子孙为最大。舜不先禀告父母就娶妻，为的是怕没有子孙，〔因为先禀告，他那狠毒的爹瞽叟就会从中作梗。〕虽然他没有禀告，君子却认为他如同禀告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；乐之实，乐斯二者，乐则生矣；生则恶可已也？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”
孟子说：“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；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；智的实质就是明白这二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；礼的实质是对这二者加以调节与修饰；乐的实质就是以这二者为乐事，快乐于是就发生了；快乐一发生，又如何能止得住哇？一止不住，就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天下大悦而将归己，视天下悦而归己，犹草芥也，惟舜为然。不得乎亲，不可以为人；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。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，瞽瞍豫而天下化，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，此之谓大孝。”
孟子说：“天底下的人都很喜欢自己，而且将归附自己，却把这好事看成草芥一般，只有舜是这样的。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，不可以做人；不能顺从父母的旨意，不能做儿子。舜尽心竭力侍奉父母，结果瞽瞍变得高兴了；瞽瞍高兴了，天下的风俗也就随之变好；瞽瞍高兴了，天下父子间的伦常也由此确定，这便叫作大孝。”
孟子曰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文王生于岐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余里；世之相后也，千有余岁。得志行乎中国，若合符节，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舜出生在诸冯，迁居到负夏，死在鸣条，那么他是东方民族的人。文王生在岐周，死在毕郢，那么他是西方民族的人。两地相隔一千多里，时代相差一千多年。他们得志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，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。”
子产听郑国之政，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。孟子曰：“惠而不知为政。岁十一月，徒杠成；十二月，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，焉得人人而济之？故为政者，每人而悦之，日亦不足矣。”
子产主持郑国的行政，用他的专车帮助别人渡过溱水和洧水。孟子评论说：“是个好人，却并不懂治国理政。如果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，十二月修成走车的桥，百姓就不会为渡河发愁了。君子只要修平政治，他外出时鸣锣开道都可以，哪能够一个个地帮人渡河呢？如果治国理政者一个个地去讨好人，时间也就会不够用了。”
孟子告齐宣王曰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 王曰：“礼，为旧君有服，何如斯可为服矣？”曰：“谏行言听，膏泽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；去三年不反，然后收其田里。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为之服矣。今也为臣，谏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；膏泽不下于民；有故而去，则君搏执之，又极之于其所往；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谓寇仇。寇仇，何服之有？”
孟子告诉齐宣王说：“君主把臣子看作自己的手和脚，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自己的腹和心；君主把臣子看作狗和马，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一般的人；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，那臣子就会把君主看作强盗仇敌。” 王说：“礼制规定，已经离职的臣子还得为过去的君主穿孝服；君主要怎样做，臣子才会为他服孝呢？”孟子说：“忠告接受，建议听从，恩惠落实到老百姓；臣子有缘故不得不离开，君主一定派人引导他离开国境，又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布置一番；离开好几年还不回来，才收回他的土地和住房。这个叫作三有礼。这样做，臣子就会为他服孝了。现在做臣子的，忠告，君主不接受；建议，君主不听从。老百姓也得不到实惠。臣子有缘故不得不离开，那君主还把他绑起来；还到他要去的地方把坏事做绝，叫他走投无路。离开那一天，马上收回他的土地和住房。这个叫强盗仇敌。对强盗仇敌般的旧君，干嘛要为他服孝呢？”
孟子曰：“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可以去！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！” 孟子曰：“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。” 孟子曰：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。” 孟子曰：“中也养不中，才也养不才，故人乐有贤父兄也。如中也弃不中，才也弃不才，则贤不肖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寸。”
孟子说：“士人并没犯罪，却被杀掉，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去。百姓并没犯罪，却被杀掉，那么士人就可以搬走！”孟子说：“君主如果仁，没有人不仁；君主如果义，没有人不义。”有德行的人是不干的。”孟子说：“品质好的人教养品质不好的人，有才能的人教养没才能的人，所以人人都喜欢有好父兄。如果品质好的人不去教养品质不好的人，有才能的人不去教养没才能的人，那么，所谓好和不好，他们的间距也就近得不能用分寸来计量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 孟子曰：“言人之不善，当如后患何？” 孟子曰：“仲尼不为已甚者。” 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 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 孟子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 孟子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人要有所不为，才能有所作为。” 孟子说：“说人家的坏话，有了后患，又怎么办呢？” 孟子说：“仲尼不做太过分的事。” 孟子说：“有德行的人，说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，行为不一定要贯彻始终，只要义之所在，必定全力以赴。” 孟子说：“有德行的人，是能保持天真纯朴童心的人。”孟子说：“光能〔妥善〕赡养父母，还不足以承担大任务，只有能〔妥善〕给他们送终才足以承担大任务。” 孟子说：“君子得到高深的造诣，所依循的正确方法，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获得。自觉地获得，就能牢固掌握它；牢固掌握它，就能积蓄很深；积蓄很深，就能左右逢源而取之不尽，所以君子要自觉地获得。”
孟子曰：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。” 孟子曰：“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；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 孟子曰：“言无实不祥；不祥之实，蔽贤者当之。”
孟子说：“广博地学习，详细地解说，〔是为了融会贯通以后，〕能做到深入浅出执简御繁呢。”孟子说：“拿善来使人服输，没有能使人服输的；拿善来教养人，这才能使天下的人都归服。天下人不心服而能统一天下的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”孟子说：“言之无物，固然不好；但所谓不好的言之有物，说的就是阻碍任用贤者的人。”
徐子曰：“仲尼亟称于水，曰：‘水哉，水哉！’何取于水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源泉混混，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。苟为无本，七八月之间雨集，沟浍皆盈；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。”
徐子说：“孔子好几次称赞水，说：‘水呀，水呀！’他看中了水的哪一点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泉水滚滚向前，昼夜不息，灌满坑坑坎坎，又继续奔流，一直奔向大海。凡有本源的都是这样，孔子就看中这一点罢了。如果没有本源，即使七八月间大雨滂沱，把大小沟渠都灌满了；但是它的干涸，也就一会儿的工夫。所以声誉超过实情的，君子以它为耻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点，一般百姓丢弃它，正人君子保存它。舜懂得事物的道理，了解人类的常情，只是〔快快乐乐自然而然地〕走在仁义的路上，不是〔勉强地当作任务、责任〕贯彻实行仁义的。”
孟子曰：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汤执中，立贤无方。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未之见。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；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”
孟子说：“禹厌恶美酒，却喜欢有价值的话。汤秉持中正之道，能破格提拔德才兼备的人。文王总把百姓当作受伤者一样〔，加以怜爱〕，追求仁义之道又似乎没看到希望。武王不轻慢朝廷之中的近臣，也不遗忘散在四方的远臣。周公想要兼学夏、商、周的君王，来实践禹、汤、文、武的事业；如果有不合当前情状的，便抬着头夜以继日思考；若总算想通了，便坐着等到天亮〔就马上付诸实施〕。”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
孟子说：“圣王的事迹成为绝响，《诗》也就消亡了；《诗》消亡了，孔子创作的《春秋》便应运而生。〔各国都有叫作‘春秋’的史书，〕晋国的又叫《乘》，楚国的又叫《梼杌》，鲁国的只叫《春秋》，都是一个样：所载之事不过齐桓公、晋文公之类，而其文风不过一般史书的笔法。〔孔子的《春秋》有所不同，〕他说：‘《诗》三百篇所蕴含的褒贬善恶的大义，我私下在《春秋》里借用过了。’”
孟子曰：“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君子的流风余韵，传了五代便断绝了，小人的流风余韵，传了五代也断绝了。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学生，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”
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无取，取伤廉；可以与，可以无与，与伤惠；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。”
孟子说：“可以拿也可以不拿时，拿了便是对廉洁的伤害；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时，给了便是对恩惠的滥用；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时，死了便是对勇德的亵渎。”
逢蒙学射于羿，尽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为愈己，于是杀羿。孟子曰：“是亦羿有罪焉。”公明仪曰：“宜若无罪焉。”曰：“薄乎云耳，恶得无罪？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，卫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，吾死矣夫！’
古时候，逢蒙跟羿学射箭，完全学到了羿的本领，便想，天下只有羿比自己强了，因此便把羿给杀了。孟子说：“这事羿也有错误。”公明仪说：“好像没什么错误吧。” 孟子说：“错误不大罢了，怎么能说一点也没有呢？郑国从前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，卫国便派庾公之斯来追击他。子濯孺子说：‘今天我的病发作了，拿不了弓，我死定了！’
“问其仆曰：‘追我者谁也？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也。’曰：‘吾生矣。’其仆曰：‘庾公之斯，卫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吾生，何谓也？’曰：‘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，其取友必端矣。’庾公之斯至，曰：‘夫子何为不执弓？’曰：‘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执弓。’曰：‘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。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。虽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废。’抽矢，扣轮，去其金，发乘矢而后反。” 孟子曰：“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；虽有恶人，齐戒沐浴，则可以祀上帝。”
“他又问驾车的人说：‘追我的是谁呀？’驾车的人回答：‘庾公之斯。’他便说：‘我死不了啦。’驾车的人说：‘庾公之斯是卫国有名的射手，您反说能活命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？’答道：‘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射，尹公之他又跟我学射。那尹公之他可是个正派人，他选取的朋友学生也一定正派。’庾公之斯追上了，问道：‘老师为何不拿弓？’子濯孺子说：‘今天我的病发作了，拿不了弓。’庾公之斯便说：‘我跟尹公之他学射，尹公之他又跟老师您学射。我不忍心拿您的本领反过来伤害您。但是，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，我又不敢废弃。’便抽出箭，在车轮上敲了几下，去掉箭头，发射四箭然后就回去了。” 孟子说：“如果西施沾上了污秽，那别人走过的时候，也会捂着鼻子；但即便是面目丑陋的人，如果他斋戒沐浴，也就可以祭祀上帝。”
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为本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天下的人都说万物本性，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便行了。弄清它的来龙去脉，是为了发挥。我们讨厌聪明，是因为聪明容易让人钻牛角尖。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河道让它顺其自然一样，就不必讨厌聪明了。禹治理水患，就是让水的运行像没事一样〔，顺着它的本性流向下游，奔腾入海〕。如果聪明人也都能像没事一样〔顺着大自然的法则而行〕，那就具有大智慧了。天极高，星辰极远，只要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，以后一千年的冬至，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。”
公行子有子之丧，右师往吊。入门，有进而与右师言者，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。孟子不与右师言，右师不悦曰：“诸君子皆与言，孟子独不与言，是简也。”孟子闻之，曰：“礼，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，不逾阶而相揖也。我欲行礼，子敖以我为简，不亦异乎？”
公行子死了儿子，右师去吊唁。他一进门，就有人上前和他说话；〔他坐下后，〕又有人走近他的座位和他说话。孟子不和他说话，他不高兴，说：“各位大夫都和我说话，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，这是怠慢我王哪。”孟子听说了，便说：“依礼节，在朝廷中，谈话不能越位，作揖也不能越过石阶。我依礼而行，子敖却以为我怠慢了他，这不很奇怪吗？”
孟子曰：“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。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有人于此，其待我以横逆，则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礼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必自反也：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，其横逆由是也，君子曰：‘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，则与禽兽奚择哉？于禽兽又何难焉？’ “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忧则有之：舜，人也；我，亦人也。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也，是则可忧也。忧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。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则君子不患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居心不同。君子心里老惦记着仁，老惦记着礼。仁人爱他人，有礼的人尊敬他人。爱他人的人，别人总是爱他；尊敬他人的人，别人总是尊敬他。假如这里有个人，他对待我蛮横无礼，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：我一定不够仁，一定不够有礼，不然，这种态度怎么会来呢？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，我实在仁，实在有礼，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，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：我一定不够忠心。反躬自问后仍然觉得，我实在忠心耿耿，那人的蛮横无礼还是原样，君子就会说：‘这不过是个妄人罢了，这样不讲理，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？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好责备的呢？’ “所以君子有长期的忧患，却没有突发的忧患。但是，下面这样的忧虑是有的：舜是人，我也是人。舜为天下人所效法，能流芳百世，我却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人。这个才是值得忧虑的事。有了忧虑怎么办呢？尽力向舜学习罢了。至于君子的别的忧患，可是没有的。不是仁义的事不干，不合礼节的事不做。即使有突发的忧患，君子也不以为痛苦了。”
禹、稷当平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孔子贤之。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，孔子贤之。孟子曰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今有同室之人斗者，救之，虽被发缨冠而救之，可也；乡邻有斗者，被发缨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；虽闭户可也。”
禹、稷处在政治清明的年代，几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，孔子认为他们贤明。颜子处在政治昏暗的年代，住在偏远的巷子里，一篮子饭，一瓜瓢水，别人都忍受不了那苦日子，他却不改变自己一贯的快乐，孔子认为他贤良。孟子说：“禹、稷和颜回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一样的。禹觉得天下有人遭了水淹，就如同自己淹了他似的；稷觉得天下有人饿着肚子，就如同自己饿了他似的，所以他们拯救百姓才如此急迫。禹、稷和颜子如果互换位置，也都会那样做的。假若有同住一室的人互相斗殴，我去救他，即使披散着头发，连帽带也不系好去救，都是可以的；如果本乡的邻居在斗殴，也披着头发帽带不系好去救，那就是糊涂了，即使把门关着都是可以的。”
公都子曰：“匡章，通国皆称不孝焉，夫子与之游，又从而礼貌之，敢问何也？” 孟子曰：“世俗所谓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一不孝也；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；好货财，私妻子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三不孝也；从耳目之欲，以为父母戮，四不孝也；好勇斗很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章子有一于是乎？夫章子，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。责善，朋友之道也；父子责善，贼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？为得罪于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终身不养焉。其设心以为不若是，是则罪之大者，是则章子而已矣。”
公都子说：“匡章，全国人都说他不孝，您却同他来往，不但如此，还相当敬重他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” 孟子说：“一般人所公认的不孝之事有五件：四肢不勤，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，是第一个不孝；好下棋喝酒，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，是第二个不孝；好钱财，偏爱妻室儿女，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顾，是第三个不孝；放纵耳目的欲望，使父母蒙受羞辱，是第四个不孝；逞勇敢好打架，以此危及父母，是第五个不孝。章子在这五项之中占了哪一项呢？那章子，不过是儿子和父亲之间要求做到善而把关系弄僵了而已。以善相要求，这是朋友相处之道；父子之间以善相要求，是最伤感情的事。那章子，难道不想有夫妻母子的团聚吗？就因为得罪了父亲，不能和他亲近，因此把自己的妻室赶了出去；把儿子也赶得远远的，终身不要他们赡养。他觉得不这样做，那罪过可更大了，这就是章子的为人呢。”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曰：“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薪木。”寇退，则曰：“修我墙屋，我将反。” 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“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，则先去以为民望；寇退，则反，殆于不可。”沈犹行曰：“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犹有负刍之祸，从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与焉。”子思居于卫，有齐寇。或曰：“寇至，盍去诸？”子思曰：“如去，君谁与守？” 孟子曰：“曾子、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师也，父兄也；子思，臣也，微也。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”
曾子住在武城时，越国军队来侵犯。有人便说：“敌寇要来了，何不离开这里呢？”曾子说：“〔好吧，但是〕不要让别人借住在我这里，破坏那些树木。”敌寇退了，曾子便说：“把我的墙屋修理修理吧，我要回来了。” 敌寇退了，曾子也回来了。他旁边的人说：“武城军民对您是这样地忠诚恭敬，敌人来了，便早早地走开，给百姓做了个坏榜样；敌寇退了，马上回来，这恐怕不可以吧？”沈犹行说：“这个不是你们所晓得的。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，有个名叫负刍的来捣乱，跟随先生的七十个人也都早早地走开了。”子思住在卫国，齐国军队来侵犯。有人说：“敌人来了，何不走开呢？”子思说：“如果连我都走开了，君主和谁来守城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曾子、子思其实殊途同归。曾子是老师，是前辈；子思是臣子，是小官。曾子、子思如果互换位置，他们也会像对方那样做的。”
储子曰：“王使人 瞷夫子，果有以异于人乎？”孟子曰：“何以异于人哉？尧舜与人同耳。”
储子说：“王派人来窥探您，看果真有什么跟他人不同的地方吗？”孟子说：“有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呢？尧舜也和别人一样呢。”
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则必餍酒肉而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“良人出，则必餍酒肉而后反；问其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，而未尝有显者来。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。” 蚤起，施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墦间，之祭者，乞其余；不足，又顾而之他——此其为餍足之道也。
齐国有一个人，和一妻一妾住在一起。那丈夫每次外出，一定酒足肉饱然后回家。他妻子问他一道吃喝的都是什么人，他说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。他妻子便告诉小妾说：“丈夫外出，一定酒足肉饱然后回家，问他一道吃喝的是什么人，总答道是些有钱有势的人，但从没见过什么显贵人物到家来。我准备跟踪看看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 第二天清早起来，她便若即若离地跟在丈夫后面走；走遍全城，没有一个人站住同她丈夫聊天的。最后一直走到东郊外的墓地，她丈夫便走向祭扫坟墓的人那儿，讨些残汤剩饭；不够，又东张西望地走到别处去讨——这就是他酒足肉饱的办法。
其妻归，告其妾，曰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……”与其妾讪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，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几希矣。
他妻子回家后，便把所看到的都告诉小妾，并且说：“丈夫，是我们需要仰仗一辈子的人，现在他却这样……”于是她俩一道在庭中咒骂着，哭泣着，而那丈夫还不知道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外边回来，又在妻妾面前吹牛皮，耍威风。由君子看来，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发财的办法，能不让他妻和妾引为羞耻相拥而哭的，真是太少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