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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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孙丑上》共九章。
第一章提出了“行仁政而王”的理想,且反对他人以管仲比拟自己——这是下一章以当代孔子自居的先声。
第二章提出了著名的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;并指出如何养气——“以直养而无害”,尤其不可“揠苗助长”;最后说自己的理想是向“出于其类,拔乎其萃”,自生民以来所未曾有的孔子看齐。
第三章提出了“以德服人”的思想。
第四章提出了“贵德而尊士,贤者在位,能者在职”的治国方略。
第五章是将第四章提出的理念具体化,提出若能以德治国,“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,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”。
孔子认为“仁”的本质是将对亲人的爱扩展到他人,孟子因而提出了“性善”说——人人都有“不忍人之心”;以德治国,不过是将“不忍人之心”“扩而充之”而已——这是第六章的主旨。
第七章提出“术不可不慎”,也就是一个人选择职业不能光看赚不赚钱,还要考虑这职业是害人呢,还是救人?
第八章提出要乐于接受批评,乐于从别人的话语中汲取营养。
第九章通过描述两位古贤人伯夷、柳下惠并加以评述来阐明孟子认可的君子对待非君子的态度,既不能向伯夷那样对“乡人”采取嫌恶的态度,也不能像柳下惠那般完全和他们打成一片。
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驳杂,但除了第二章主要谈养气以及第九章谈对他人的态度外,依然可以归纳出一个主题思想,即要以“仁”以“德”来治理天下国家。

公孙丑问曰:“夫子当路于齐,管仲、晏子之功,可复许乎?” 孟子曰:“子诚齐人也,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曰:‘吾子与子路孰贤?’曾西蹴然曰:‘吾先子之所畏也。’曰:‘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?’曾西艴然不悦,曰:‘尔何曾比予于管仲?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,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,功烈如彼其卑也;尔何曾比予于是?’” 曰:“管仲,曾西之所不为也,而子为我愿之乎?”

公孙丑问道:“您如果在齐国当权,管仲、晏子的功业可以复兴吗?” 孟子说:“你真是个齐国人,仅仅知道管仲、晏子而已。曾经有人问曾西:‘您和子路相比,谁强些?’曾西不安地说:‘他是先父所敬畏的人。’那人又问:‘那么,您和管仲相比,谁强些?’曾西马上变了脸色,不高兴地说:‘你为什么竟把我和管仲相比?管仲得到君上的信赖是那样专一,操持国家的大政是那样长久,而功绩却那样卑小。你为什么竟把我和他相比?’”停了一会儿,孟子又说:“管仲是曾西不愿相比的人,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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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“管仲以其君霸,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?”曰:“以齐王,由反手也。” 曰:“若是,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,百年而后崩,犹未洽于天下;武王、周公继之,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,则文王不足法与?” 曰:“文王何可当也?由汤至于武丁,贤圣之君六七作,天下归殷久矣,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,有天下,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,其故家遗俗,流风善政,犹有存者;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皆贤人也——相与辅相之,故久而后失之也。”

公孙丑说:“管仲使桓公称霸天下,晏子使景公名扬诸侯。管仲、晏子难道还不值得学习吗?”孟子说:“以齐国来统一天下,易如反掌。” 公孙丑说:“像您这样说,我的疑惑便更深了。像文王那样的德行,活了百年才崩殂,他推行的德政,还没有周遍于天下;武王、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,然后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〔,统一了天下〕。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,那么,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?” 孟子说:“文王谁又能比得上呢?从汤到武丁,贤明之君兴起多达六七次,天下的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,时间一久便很难转变。武丁使诸侯来朝并治理天下,就好像在手掌中运转小球一样。纣王的年代距武丁时并不太久,当时的世家耆老、善良习俗、先民遗风、仁惠政教还有幸存的,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都是贤德的人——共同辅佐他,所以历经长久才亡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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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尺地,莫非其有也;一民,莫非其臣也;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,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:‘虽有智慧,不如乘势;虽有镃基,不如待时。’今时则易然也:夏后、殷、周之盛,地未有过千里者也,而齐有其地矣;鸡鸣狗吠相闻,而达乎四境,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,民不改聚矣,行仁政而王,莫之能御也。”

“当时,没有哪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,没有哪一个百姓不是纣王臣属,即便这样,文王还是凭着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兴旺发达,所以是非常困难的。齐国有句俗话:‘即使很聪明,还须趁势而起;即使有锄头,还得等待农时。’当今之世要推行王政,就容易了:即便在夏、商、周最兴旺发达的时候,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土地超过方圆一千里的,现在齐国却有这么辽阔的国土了;鸡鸣狗叫的声音,此起彼伏,处处相闻,一直传到四方边境,齐国有这样稠密的人口了。国土不必再开拓了,百姓也不必再增加了,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,就没有谁能够阻止得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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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且王者之不作,未有疏于此时者也;民之憔悴于虐政,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,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:‘德之流行,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’当今之时,万乘之国行仁政,民之悦之,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,功必倍之,惟此时为然。”

“而且统一天下的贤明君主的未曾兴起,从来没有如今这样长久过;老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所摧残折磨,也从来没有如今这样厉害过。肚子饥饿的人容易置办食品,口干舌燥的人容易置办饮料。孔子说过:‘德政的流行,比设置驿站传达政令还迅速。’如今这个时代,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,老百姓欢迎它,就如同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了一般。所以,用古人一半的事功,必将完成两倍于他们的伟业,也只有当今这个时代才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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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孙丑问曰:“夫子加齐之卿相,得行道焉,虽由此霸王,不异矣。如此,则动心否乎?”孟子曰:“否;我四十不动心。” 曰:“若是,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”曰:“是不难,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

公孙丑问道:“老师若晋升为齐国的卿相,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,即使从此而成就霸业、王业,也是不足为奇的。果然能这样,您是不是〔有所惶恐〕而动心呢?”孟子说:“不,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。” 公孙丑说:“像这样看来,老师比孟贲强多了。”孟子说:“这个不难,告子能不动心比我还早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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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“不动心有道乎?” 曰:“有。北宫黝之养勇也:不肤桡,不目逃;思以一豪挫于人,若挞之于市朝;不受于褐宽博,亦不受于万乘之君;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;无严诸侯,恶声至,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,曰:‘视不胜犹胜也;量敌而后进,虑胜而后会,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?能无惧而已矣。’孟施舍似曾子,北宫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,未知其孰贤,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:‘子好勇乎?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:自反而不缩,虽褐宽博,吾不惴焉;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,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

公孙丑说:“不动心有方法吗?” 孟子说:“有。北宫黝的培养勇气:肌肤被刺不后退,眼睛被刺也不眨。想着输给对手一毫毛,就如同大庭广众中遭鞭挞。既不能忍受卑贱之人的侮辱,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;他看待刺杀大国君主如同刺杀卑贱之人一样;对各国的君主毫不畏惧,挨了骂,一定回敬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〔又有所不同〕,他说:‘我看待不能战胜的敌人,跟看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〔无所畏惧〕。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这才进攻,先考虑胜败这才交锋,是害怕强敌大军的人。我岂能做到遇敌必胜呢?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。’孟施舍像曾子,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,我不知道谁更胜一筹,即便这样,〔我还是认为〕孟施舍的比较简单易行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:‘你喜欢勇敢吗?我曾经从我的先生那里听到过什么叫“大勇”:反躬自问,自己不占理,对方即便是最下贱的人,我也不去恐吓他;反躬自问,自己占了理,即便有千军万马,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保养一股无所畏惧的气概,但比不上曾子保养一种更简单易行的价值判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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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,可得闻与?” “告子曰:‘不得于言,勿求于心;不得于心,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,勿求于气,可;不得于言,勿求于心,不可。夫志,气之帅也;气,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,气次焉;故曰:‘持其志,无暴其气。’” “既曰:‘志至焉,气次焉。’又曰:‘持其志,无暴其气。’何也?”曰:“志壹则动气,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,是气也,而反动其心。”

公孙丑说:“我冒昧地问问,老师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,可以让我听听吗?” 孟子说:“告子曾说:‘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,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;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,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。’〔我认为:〕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,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,是对的;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,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,这不对。因为心中的意志统帅着意气感情,意气感情充斥体内〔并表现在外〕。心中意志到了哪里,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。所以我说:‘要坚定心中意志,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。’” 公孙丑说:“您既然说,‘心中意志到了哪里,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’,可是您又说:‘要坚定心中意志,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。’这是为什么呢?”孟子说:“心志闭塞,表情动作举止也将随之逝去;表情动作举止闭塞,心中意志也必然受到影响。比如跌倒与奔跑,这主要是身体的动作,但必然影响到思想,引起心志的波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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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敢问夫子恶乎长?”曰:“我知言,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?” 曰: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;无是,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,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,则馁矣。我故曰,告子未尝知义,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,而勿正;心勿忘,勿助长也,无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,芒芒然归,谓其人曰:‘今日病矣!予助苗长矣!’其子趋而往视之,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,不耘苗者也;助之长者,揠苗者也——非徒无益,而又害之。”

公孙丑问道:“请问,老师擅长哪一方面?”孟子说:“我说话得体,还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 “请问,什么叫作‘浩然之气’呢?”孟子说:“很难讲清楚。它作为一种气呀,最浩大,最坚强。用正直去培养它,使它不受伤害,就会充溢于天地之间。这种气呀,必须配合辅助道和义;而缺乏它,道和义就没有力量了。这种气是由正义汇聚而产生的,不是由义继承并取代它而产生的。只要做一次于心有愧的事,它就疲软了。所以我说,告子是不懂义的,因为他把它看作心外之物。〔其实义是心内固有的。〕一定要培养它,却不刻意扶持它;时刻惦记它,却不刻意助它成长,不要学那个宋国人的样。宋国有一个担心禾苗生长不快而去把它拔高的人,疲倦无神地回到家,对家人说:‘今天累坏了!我帮助禾苗生长了!’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,禾苗都枯槁了。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。认为〔锄草〕没好处而放弃不干的,就是种庄稼不锄草的懒汉;‘帮助’它生长的,就是拔苗的人——非但没有好处,反而伤害了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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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何谓知言?”曰:“辞知其所蔽,淫辞知其所陷,邪辞知其所离,遁辞知其所穷——生于其心,害于其政;发于其政,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,必从吾言矣。” 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,曰:‘我于辞命,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?” 曰:“恶!是何言也?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:‘夫子圣矣乎?’孔子曰:‘圣则吾不能,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:‘学不厌,智也;教不倦,仁也。仁且智,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,孔子不居——是何言也?”

公孙丑问:“什么叫作‘说话得体’?”孟子答道:“说得不全面的话我知道它哪里片面,说得过头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缺陷,不合正道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偏差,躲躲闪闪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没道理。这四种话,从思想中产生,必然会危害政事;如果由执政者说出,一定会危害具体工作。如果圣人再出现,也一定听从我这话的。” 公孙丑说: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讲话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德行,孔子兼有两长,但他依然说:‘我对于辞令,太不擅长。’〔而您既说话得体,又善于养浩然之气,言语道德兼而有之,〕那么,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?” 孟子说:“哎呀!这叫什么话!从前子贡问孔子说:‘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?’孔子说:‘圣人,我算不上;我不过学习不知厌倦,教人不知疲倦罢了。’子贡便说:‘学习不知厌倦,这是智;教人不知疲倦,这是仁。仁而且智,老师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,孔子都不自居,〔你却说我是,〕这叫什么话呢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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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昔者窃闻之: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,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,敢问所安?” 曰:“姑舍是。” 曰:“伯夷、伊尹何如?” 曰: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,非其民不使;治则进,乱则退,伯夷也。何事非君,何使非民;治亦进,乱亦进,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,可以止则止,可以久则久,可以速则速,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,吾未能有行焉;乃所愿,则学孔子也。”

公孙丑说:“从前我曾听说过,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各有孔子的一些长处;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大体近于孔子,却不如他那样博大精深。请问老师,您以其中哪一位自命?” 孟子说:“暂且不谈他们。” 公孙丑又问:“伯夷和伊尹怎么样?”孟子答道:“他俩人生态度不同。不是他所理想的君主,他不去服事;不是他所理想的百姓,他不去使唤;天下太平就出仕,天下昏乱就隐居,伯夷就是如此。服事谁不是服事君主?使唤谁不是使唤百姓?天下太平也出仕,天下昏乱也出仕,伊尹就是如此。应该出仕就出仕,应该辞职就辞职,应该持续做就持续做,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,孔子就是如此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,可惜我都没有做到;至于我所希望的,是学习孔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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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伯夷、伊尹于孔子,若是班乎?”曰:“否;自有生民以来,未有孔子也。” 曰:“然则有同与?”曰:“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,皆能以朝诸侯,有天下;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,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

公孙丑问:“伯夷、伊尹与孔子,能像您上面说的那样将他们等量齐观吗?”孟子答道:“不。自有人类以来,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” 公孙丑又问:“那么,他们三人有相同的地方吗?”孟子答道:“有。如果得到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君临它,他们都能够使诸侯来朝并一统天下;即使叫他们做一件不义之事,杀一个无辜之人,便能得到天下,他们也都不会干的。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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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:“敢问其所以异。” 曰: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,智足以知圣人,污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:‘以予观于夫子,贤于尧、舜远矣。’子贡曰:‘见其礼而知其政,闻其乐而知其德,由百世之后,等百世之王,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,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:‘岂惟民哉?麒麟之于走兽,凤凰之于飞鸟,太山之于丘垤,河海之于行潦,类也。圣人之于民,亦类也。出于其类,拔乎其萃——自生民以来,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
公孙丑说:“请问,他们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?” 孟子说: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三人,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了解圣人,〔即使〕他们再不好,也不至于偏袒他们所爱好的人。〔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称颂孔子。〕宰我说:‘以我来看老师,比尧、舜都强多了。’子贡说:‘看见一国的礼制,就了解它的政治;听到一国的音乐,就知道它的德教。从现在到百代以后,衡量这百代君王的高下,其标准都不能违离孔子之道。自有人类以来,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老人家的。’有若说:‘难道只有百姓如此吗?麒麟相比于走兽,凤凰相比于飞鸟,泰山相比于土堆,河海相比于溪涧,都算是同类。圣人相比于百姓,也是同类。虽然他来自民间,却远远超出大众——自有人类以来,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。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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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以力假仁者霸,霸必有大国;以德行仁者王,王不待大——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赡也;以德服人者,中心悦而诚服也,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:‘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孟子说:“仗着实力假借仁义征伐天下,可以称霸诸侯,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;依靠道德来实行仁义的,可以使天下归心,这样做却不必凭借强大国力——汤就仅仅用他方圆七十里的土地,文王也就仅仅用他方圆百里的土地〔实行了仁政,而使人心归服〕。仗着实力来使人服从的,人家不会心悦诚服,只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不够的缘故;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,人家才会心悦诚服,就好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。《诗经》说过:‘从西从东,从南从北,没有哪种想法不心悦诚服。’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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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仁则荣,不仁则辱;今恶辱而居不仁,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,莫如贵德而尊士,贤者在位,能者在职;国家闲暇,及是时,明其政刑。虽大国,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:‘迨天之未阴雨,彻彼桑土。今此下民,或敢侮予?’孔子曰:‘为此诗者,其知道乎!能治其国家,谁敢侮之?’

孟子说:“如果实行仁政,就会无上荣光;如果不行仁政,就会招致屈辱。如今这些人,害怕受屈辱,却依然处于不仁的境地;这正好比害怕潮湿,却依然处于低洼之地一样。若真害怕受屈辱,最好是崇尚道德而尊敬士人,让贤人居于高位,让能人担任要职。国家既无内忧外患,趁着这时修明政治法典,这样即便是大国也会害怕它了。《诗经》说:‘趁雨没下来云没起,桑树根上剥些皮,门儿窗儿都修理。下面的人们,谁敢把我欺?!’孔子说:‘这诗的作者真懂道理呀!能治理好他的国家,谁敢侮辱他?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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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国家闲暇,及是时,般乐怠敖,是自求祸也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诗》云,自求多福。’《太甲》曰:‘天作孽,犹可违;自作孽,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“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,追求享乐,懒惰游玩,这等于自己找祸上身。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从自己那儿找来的。 《诗经》说:‘永远要和天命相配合,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幸福。’《太甲》也说:‘天造作的罪孽,还可以逃掉;自己造作的罪孽,却无处可逃。’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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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尊贤使能,俊杰在位,则天下之士皆悦,而愿立于其朝矣;市,廛而不征,法而不廛,则天下之商皆悦,而愿藏于其市矣;关,讥而不征,则天下之旅皆悦,而愿出于其路矣;耕者,助而不税,则天下之农皆悦,而愿耕于其野矣;廛,无夫里之布,则天下之民皆悦,而愿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,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,攻其父母,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,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,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说:“尊重有道德的人,使用有能力的人,杰出的人物都有官位,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,都愿意到这个朝廷来效力了;在市场,拨出房屋储藏货物,却不征税,如果滞销,依法收购,不让它长久积压,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,愿意把货物存放在这个市场了;关卡,只稽查而不收税,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,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了;对种田人实行井田制,只助耕公田,不再收税,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,愿意到这里的田野来耕种了;空宅空地,不征空置税,无业者也不派发劳役,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,愿意到这里定居了。真正能够做到这五项,那么邻近国家的百姓都会举头仰望他就像仰望父母一样了。〔如果邻国之君要率领人民来攻打他,便好比〕率领儿女去攻打他们的父母,从人类诞生以来,这种事没有能够成功的。真能这样,便会天下无敌。天下无敌的人叫作‘天吏’。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,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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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,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,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——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,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,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,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,自贼者也;谓其君不能者,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,知皆扩而充之矣,若火之始然,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,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,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
孟子说:“人人都有同情心。先王因为有同情心,于是就有同情别人的政治了。凭着同情心来实行同情别人的政治,治理好天下就像手掌里转动个小玩意一样简单。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有同情心,道理就在于:现在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了,每个人都会产生惊骇同情的心情——这不是为了要和这小孩的爹妈攀上交情,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间博得声誉,也不是讨厌背上见死不救的坏名声才这样的。从这一点来看,人没有同情之心,便不算是人;没有羞耻之心,便不算是人;没有推让之心,便不算是人;没有是非之心,便不算是人。同情之心是仁的首要,羞耻之心是义的首要,推让之心是礼的首要,是非之心是智的首要。人具备了这四种首要的善心,就好比他有手足四肢一般自然。有这四种首要善心却自己认为不行的人,是自暴自弃的人;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人,是残害那君主的人。凡是具有这四种首要善心的人,若明白把它们都扩充起来,那就会像刚点燃的火苗,〔终成燎原之势;〕刚涌出的泉水〔,终必汇为江河〕。真的能够扩充,便足以安定天下;如果不肯扩充,〔让它自生自灭,〕最终连赡养爹妈都办不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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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?矢人唯恐不伤人,函人唯恐伤人。巫匠亦然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: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,焉得智?’夫仁,天之尊爵也,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,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,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,由弓人而耻为弓,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,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:射者正己而后发;发而不中,不怨胜己者,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:“制箭师难道比造甲师要残忍吗?制箭师只怕他的箭伤害不了人,而造甲师只怕箭射穿他造的甲而伤人。巫师和棺材匠也是这样。可见一个人选择谋生技术不能不慎重。孔子说:‘与仁共居最美好。居住不选择与仁共处,怎么能算聪明呢?’仁,是天最尊贵的爵位,是人最安逸的住宅。没有人来阻拦你,你却不仁,这是不明智的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,这种人只能做仆役。作为仆役而自以为耻,就好比造弓师以造弓为耻,制箭师以制箭为耻。如果真的以它为耻,不如好好去践行仁义。行仁者如同弓箭手:弓箭手必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;开弓没有射中,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,只能反躬自问罢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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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子路,人告之以有过,则喜。禹闻善言,则拜。大舜有大焉,善与人同,舍己从人,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,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,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
孟子说:“子路,别人指出他的错误,他便高兴。禹听到了有价值的话,就给人下拜。大舜有个伟大的地方,他的善和子路及禹是一样的——放弃自己的观点,而听从别人的有益的话,乐于从别人那儿吸取优点来行善。他从干农活、制陶器、打鱼直到做天子,没有哪一优点不是取自于人的。优点取之于人而用来行善,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。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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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:“伯夷,非其君,不事;非其友,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,不与恶人言;立于恶人之朝,与恶人言,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,思与乡人立,其冠不正,望望然去之,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,不受也。不受也者,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不羞污君,不卑小官;进不隐贤,必以其道;遗佚而不怨,厄穷而不悯。故曰:‘尔为尔,我为我,虽袒裼裸裎于我侧,尔焉能浼我哉?’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,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,是亦不屑去已。”孟子曰:“伯夷隘,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,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孟子说:“伯夷,不是他理想的君主,不去服事;不是他理想的朋友,不去结交。不站在坏人的朝堂上,不和坏人交谈;站在坏人的朝堂上,和坏人交谈,就好比穿戴着礼服礼帽坐在淤泥和炭灰里。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推广开来,他觉得即便同家乡人站在一块,若那人的帽子没有戴正,他也会惭愧地走开,好像自己会被弄脏似的。所以当时诸侯即便有好言好语来招致他的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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