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丑章句

 
全书 孟子生平 孟子的思想
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深入解读公孙丑章句上九章，涵盖孟子论不动心、浩然之气、仁政王道、四端说及圣贤境界，领悟儒家修身治国精髓。公孙丑章句下凡十四章解读孟子离齐的14章经典对话，涵盖天时地利人和、得道多助、君臣之礼与仁义真谛，领悟儒家政治智慧与处世哲学。
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复许乎？” 孟子曰：“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曰：‘吾子与子路孰贤？’曾西蹴然曰：‘吾先子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’曾西艴然不悦，曰：‘尔何曾比予于管仲？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，功烈如彼其卑也；尔何曾比予于是？’” 曰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我愿之乎？”
公孙丑问道：“您如果在齐国当权，管仲、晏子的功业可以复兴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你真是个齐国人，仅仅知道管仲、晏子而已。曾经有人问曾西：‘您和子路相比，谁强些？’曾西不安地说：‘他是先父所敬畏的人。’那人又问：‘那么，您和管仲相比，谁强些？’曾西马上变了脸色，不高兴地说：‘你为什么竟把我和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君上的信赖是那样专一，操持国家的大政是那样长久，而功绩却那样卑小。你为什么竟把我和他相比？’”停了一会儿，孟子又说：“管仲是曾西不愿相比的人，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？”
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？”曰：“以齐王，由反手也。” 曰：“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？” 曰：“文王何可当也？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，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，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皆贤人也——相与辅相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管仲使桓公称霸天下，晏子使景公名扬诸侯。管仲、晏子难道还不值得学习吗？”孟子说：“以齐国来统一天下，易如反掌。” 公孙丑说：“像您这样说，我的疑惑便更深了。像文王那样的德行，活了百年才崩殂，他推行的德政，还没有周遍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承了他的事业，然后才大大地推行了王道〔，统一了天下〕。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那么容易，那么，文王也不值得效法了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文王谁又能比得上呢？从汤到武丁，贤明之君兴起多达六七次，天下的人归服殷朝已经很久了，时间一久便很难转变。武丁使诸侯来朝并治理天下，就好像在手掌中运转小球一样。纣王的年代距武丁时并不太久，当时的世家耆老、善良习俗、先民遗风、仁惠政教还有幸存的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都是贤德的人——共同辅佐他，所以历经长久才亡国。”
“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‘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’今时则易然也：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“当时，没有哪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，没有哪一个百姓不是纣王臣属，即便这样，文王还是凭着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兴旺发达，所以是非常困难的。齐国有句俗话：‘即使很聪明，还须趁势而起；即使有锄头，还得等待农时。’当今之世要推行王政，就容易了：即便在夏、商、周最兴旺发达的时候，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土地超过方圆一千里的，现在齐国却有这么辽阔的国土了；鸡鸣狗叫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处处相闻，一直传到四方边境，齐国有这样稠密的人口了。国土不必再开拓了，百姓也不必再增加了，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，就没有谁能够阻止得了。”
“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：‘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’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”
“而且统一天下的贤明君主的未曾兴起，从来没有如今这样长久过；老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所摧残折磨，也从来没有如今这样厉害过。肚子饥饿的人容易置办食品，口干舌燥的人容易置办饮料。孔子说过：‘德政的流行，比设置驿站传达政令还迅速。’如今这个时代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，老百姓欢迎它，就如同倒挂着的人被解救了一般。所以，用古人一半的事功，必将完成两倍于他们的伟业，也只有当今这个时代才行。”
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，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；我四十不动心。” 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”曰：“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
公孙丑问道：“老师若晋升为齐国的卿相，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，即使从此而成就霸业、王业，也是不足为奇的。果然能这样，您是不是〔有所惶恐〕而动心呢？”孟子说：“不，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。” 公孙丑说：“像这样看来，老师比孟贲强多了。”孟子说：“这个不难，告子能不动心比我还早呢。”
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 曰：“有。北宫黝之养勇也：不肤桡，不目逃；思以一豪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；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；无严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犹胜也；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’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不动心有方法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有。北宫黝的培养勇气：肌肤被刺不后退，眼睛被刺也不眨。想着输给对手一毫毛，就如同大庭广众中遭鞭挞。既不能忍受卑贱之人的侮辱，也不能忍受大国君主的侮辱；他看待刺杀大国君主如同刺杀卑贱之人一样；对各国的君主毫不畏惧，挨了骂，一定回敬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〔又有所不同〕，他说：‘我看待不能战胜的敌人，跟看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〔无所畏惧〕。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这才进攻，先考虑胜败这才交锋，是害怕强敌大军的人。我岂能做到遇敌必胜呢？能做到无所畏惧罢了。’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，我不知道谁更胜一筹，即便这样，〔我还是认为〕孟施舍的比较简单易行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：‘你喜欢勇敢吗？我曾经从我的先生那里听到过什么叫“大勇”：反躬自问，自己不占理，对方即便是最下贱的人，我也不去恐吓他；反躬自问，自己占了理，即便有千军万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保养一股无所畏惧的气概，但比不上曾子保养一种更简单易行的价值判断。”
曰：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” “告子曰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；故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” “既曰：‘志至焉，气次焉。’又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何也？”曰：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我冒昧地问问，老师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，可以让我听听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告子曾说：‘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，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；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，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。’〔我认为：〕心里头看不出有善意，就不管他意气感情上如何有善意，是对的；言语上看不出有善意，就不管他心里头如何有善意，这不对。因为心中的意志统帅着意气感情，意气感情充斥体内〔并表现在外〕。心中意志到了哪里，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。所以我说：‘要坚定心中意志，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。’” 公孙丑说：“您既然说，‘心中意志到了哪里，表情动作举止也跟着洋溢在那里’，可是您又说：‘要坚定心中意志，也不要滥用表情动作举止。’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说：“心志闭塞，表情动作举止也将随之逝去；表情动作举止闭塞，心中意志也必然受到影响。比如跌倒与奔跑，这主要是身体的动作，但必然影响到思想，引起心志的波动。”
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 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；心勿忘，勿助长也，无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‘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长矣！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——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
公孙丑问道：“请问，老师擅长哪一方面？”孟子说：“我说话得体，还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 “请问，什么叫作‘浩然之气’呢？”孟子说：“很难讲清楚。它作为一种气呀，最浩大，最坚强。用正直去培养它，使它不受伤害，就会充溢于天地之间。这种气呀，必须配合辅助道和义；而缺乏它，道和义就没有力量了。这种气是由正义汇聚而产生的，不是由义继承并取代它而产生的。只要做一次于心有愧的事，它就疲软了。所以我说，告子是不懂义的，因为他把它看作心外之物。〔其实义是心内固有的。〕一定要培养它，却不刻意扶持它；时刻惦记它，却不刻意助它成长，不要学那个宋国人的样。宋国有一个担心禾苗生长不快而去把它拔高的人，疲倦无神地回到家，对家人说：‘今天累坏了！我帮助禾苗生长了！’他儿子赶快跑去一看，禾苗都枯槁了。其实天下不帮助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。认为〔锄草〕没好处而放弃不干的，就是种庄稼不锄草的懒汉；‘帮助’它生长的，就是拔苗的人——非但没有好处，反而伤害了它。”
“何谓知言？”曰：“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——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” 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‘我于辞命，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” 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，孔子不居——是何言也？”
公孙丑问：“什么叫作‘说话得体’？”孟子答道：“说得不全面的话我知道它哪里片面，说得过头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缺陷，不合正道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有偏差，躲躲闪闪的话我知道它哪里没道理。这四种话，从思想中产生，必然会危害政事；如果由执政者说出，一定会危害具体工作。如果圣人再出现，也一定听从我这话的。” 公孙丑说：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讲话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德行，孔子兼有两长，但他依然说：‘我对于辞令，太不擅长。’〔而您既说话得体，又善于养浩然之气，言语道德兼而有之，〕那么，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？” 孟子说：“哎呀！这叫什么话！从前子贡问孔子说：‘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？’孔子说：‘圣人，我算不上；我不过学习不知厌倦，教人不知疲倦罢了。’子贡便说：‘学习不知厌倦，这是智；教人不知疲倦，这是仁。仁而且智，老师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孔子都不自居，〔你却说我是，〕这叫什么话呢！”
“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，敢问所安？” 曰：“姑舍是。” 曰：“伯夷、伊尹何如？” 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从前我曾听说过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各有孔子的一些长处；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大体近于孔子，却不如他那样博大精深。请问老师，您以其中哪一位自命？” 孟子说：“暂且不谈他们。” 公孙丑又问：“伯夷和伊尹怎么样？”孟子答道：“他俩人生态度不同。不是他所理想的君主，他不去服事；不是他所理想的百姓，他不去使唤；天下太平就出仕，天下昏乱就隐居，伯夷就是如此。服事谁不是服事君主？使唤谁不是使唤百姓？天下太平也出仕，天下昏乱也出仕，伊尹就是如此。应该出仕就出仕，应该辞职就辞职，应该持续做就持续做，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，孔子就是如此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可惜我都没有做到；至于我所希望的，是学习孔子。”
“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乎？”曰：“否；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” 曰：“然则有同与？”曰：“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
公孙丑问：“伯夷、伊尹与孔子，能像您上面说的那样将他们等量齐观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不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比得上孔子的。” 公孙丑又问：“那么，他们三人有相同的地方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有。如果得到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而君临它，他们都能够使诸侯来朝并一统天下；即使叫他们做一件不义之事，杀一个无辜之人，便能得到天下，他们也都不会干的。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。”
曰：“敢问其所以异。” 曰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，智足以知圣人，污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、舜远矣。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：‘岂惟民哉？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太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——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，他们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？” 孟子说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三人，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了解圣人，〔即使〕他们再不好，也不至于偏袒他们所爱好的人。〔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称颂孔子。〕宰我说：‘以我来看老师，比尧、舜都强多了。’子贡说：‘看见一国的礼制，就了解它的政治；听到一国的音乐，就知道它的德教。从现在到百代以后，衡量这百代君王的高下，其标准都不能违离孔子之道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老人家的。’有若说：‘难道只有百姓如此吗？麒麟相比于走兽，凤凰相比于飞鸟，泰山相比于土堆，河海相比于溪涧，都算是同类。圣人相比于百姓，也是同类。虽然他来自民间，却远远超出大众——自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。’”
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——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仗着实力假借仁义征伐天下，可以称霸诸侯，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；依靠道德来实行仁义的，可以使天下归心，这样做却不必凭借强大国力——汤就仅仅用他方圆七十里的土地，文王也就仅仅用他方圆百里的土地〔实行了仁政，而使人心归服〕。仗着实力来使人服从的，人家不会心悦诚服，只是因为他本身的实力不够的缘故；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，人家才会心悦诚服，就好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。《诗经》说过：‘从西从东，从南从北，没有哪种想法不心悦诚服。’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孟子曰：“仁则荣，不仁则辱；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；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。虽大国，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,彻彼桑土,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’
孟子说：“如果实行仁政，就会无上荣光；如果不行仁政，就会招致屈辱。如今这些人，害怕受屈辱，却依然处于不仁的境地；这正好比害怕潮湿，却依然处于低洼之地一样。若真害怕受屈辱，最好是崇尚道德而尊敬士人，让贤人居于高位，让能人担任要职。国家既无内忧外患，趁着这时修明政治法典，这样即便是大国也会害怕它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趁雨没下来云没起，桑树根上剥些皮，门儿窗儿都修理。下面的人们，谁敢把我欺？！’孔子说：‘这诗的作者真懂道理呀！能治理好他的国家，谁敢侮辱他？’
“今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般乐怠敖，是自求祸也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《诗》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’《太甲》曰：‘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“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，追求享乐，懒惰游玩，这等于自己找祸上身。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从自己那儿找来的。 《诗经》说：‘永远要和天命相配合，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幸福。’《太甲》也说：‘天造作的罪孽，还可以逃掉；自己造作的罪孽，却无处可逃。’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孟子曰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，而愿立于其朝矣；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愿藏于其市矣；关，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于其路矣；耕者，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于其野矣；廛，无夫里之布，则天下之民皆悦，而愿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尊重有道德的人，使用有能力的人，杰出的人物都有官位，那么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，都愿意到这个朝廷来效力了；在市场，拨出房屋储藏货物，却不征税，如果滞销，依法收购，不让它长久积压，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，愿意把货物存放在这个市场了；关卡，只稽查而不收税，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，愿意经过这里的道路了；对种田人实行井田制，只助耕公田，不再收税，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，愿意到这里的田野来耕种了；空宅空地，不征空置税，无业者也不派发劳役，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，愿意到这里定居了。真正能够做到这五项，那么邻近国家的百姓都会举头仰望他就像仰望父母一样了。〔如果邻国之君要率领人民来攻打他，便好比〕率领儿女去攻打他们的父母，从人类诞生以来，这种事没有能够成功的。真能这样，便会天下无敌。天下无敌的人叫作‘天吏’。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”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——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孟子说：“人人都有同情心。先王因为有同情心，于是就有同情别人的政治了。凭着同情心来实行同情别人的政治，治理好天下就像手掌里转动个小玩意一样简单。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有同情心，道理就在于：现在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了，每个人都会产生惊骇同情的心情——这不是为了要和这小孩的爹妈攀上交情，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间博得声誉，也不是讨厌背上见死不救的坏名声才这样的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人没有同情之心，便不算是人；没有羞耻之心，便不算是人；没有推让之心，便不算是人；没有是非之心，便不算是人。同情之心是仁的首要，羞耻之心是义的首要，推让之心是礼的首要，是非之心是智的首要。人具备了这四种首要的善心，就好比他有手足四肢一般自然。有这四种首要善心却自己认为不行的人，是自暴自弃的人；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人，是残害那君主的人。凡是具有这四种首要善心的人，若明白把它们都扩充起来，那就会像刚点燃的火苗，〔终成燎原之势；〕刚涌出的泉水〔，终必汇为江河〕。真的能够扩充，便足以安定天下；如果不肯扩充，〔让它自生自灭，〕最终连赡养爹妈都办不到。”
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匠亦然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’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后发；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制箭师难道比造甲师要残忍吗？制箭师只怕他的箭伤害不了人，而造甲师只怕箭射穿他造的甲而伤人。巫师和棺材匠也是这样。可见一个人选择谋生技术不能不慎重。孔子说：‘与仁共居最美好。居住不选择与仁共处，怎么能算聪明呢？’仁，是天最尊贵的爵位，是人最安逸的住宅。没有人来阻拦你，你却不仁，这是不明智的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，这种人只能做仆役。作为仆役而自以为耻，就好比造弓师以造弓为耻，制箭师以制箭为耻。如果真的以它为耻，不如好好去践行仁义。行仁者如同弓箭手：弓箭手必先端正姿势然后开弓；开弓没有射中，不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，只能反躬自问罢了。”
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，则喜。禹闻善言，则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孟子说：“子路，别人指出他的错误，他便高兴。禹听到了有价值的话，就给人下拜。大舜有个伟大的地方，他的善和子路及禹是一样的——放弃自己的观点，而听从别人的有益的话，乐于从别人那儿吸取优点来行善。他从干农活、制陶器、打鱼直到做天子，没有哪一优点不是取自于人的。优点取之于人而用来行善，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。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和别人一道行善。”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非其君，不事；非其友，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；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；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；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悯。故曰：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”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伯夷，不是他理想的君主，不去服事；不是他理想的朋友，不去结交。不站在坏人的朝堂上，不和坏人交谈；站在坏人的朝堂上，和坏人交谈，就好比穿戴着礼服礼帽坐在淤泥和炭灰里。把这种厌恶坏人坏事的心情推广开来，他觉得即便同家乡人站在一块，若那人的帽子没有戴正，他也会惭愧地走开，好像自己会被弄脏似的。所以当时诸侯即便有好言好语来招致他的，他也不接受。他之所以不接受，就是因为他不屑于去就职。柳下惠却不以侍奉坏君为耻，不以自己官职小为卑下；在朝做官，不隐蔽贤人，但荐举他一定要按自己的原则来办；不被起用，也不怨恨；艰难困苦，也不愤懑。他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就是赤身裸体站在我旁边，你又怎能玷污我呢？’所以什么人他都高兴地与其相处，而且从不失态。牵住他，叫他留住，他就留住。叫他留住就留住，也是因为他不屑于离开的缘故。”孟子又说：“伯夷太狭隘，柳下惠不大严肃，狭隘和不严肃，都是君子所不取的。”
孟子曰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；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坚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；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比如有一座小城，它的每一边有三里长，外郭每边有七里。敌人围攻它，却不能取胜。能够围而攻之，一定是得到了天时，然而不能取胜，这就说明得天时不如占地利。〔有时，〕城墙不是不高，护城河不是不深，兵器甲胄不是不锐利坚固，粮食不是不多，最终却放弃这些而逃走，这就说明占地利不如得人和。所以说，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，巩固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，威慑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。行仁政的人大家都来帮助他，不行仁政的人很少有人帮助他。帮助的人少到了极点，就连亲戚都背叛他；帮助的人多到了顶点，普天之下都顺从他。用普天之下顺从的力量去攻打连亲戚都背叛的人，那么，君子要么不战，若要一战，就必然胜利。”
孟子将朝王，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，将视朝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”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不可乎？”曰：“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” 王使人问疾，医来。孟仲子对曰：“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？”使数人要于路，曰：“请必无归，而造于朝！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
孟子正要去朝见齐王，这时王派了个人来传话：“我本来应该去你那儿看你，但是感冒了，不能吹风。明天早晨，我将临朝办公，不知道能让我见见您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很不幸，我也有病，不能上朝。”第二天，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。公孙丑说：“昨天假托有病辞掉了王的召见，今天又去吊丧，大概不行吧？”孟子说：“昨天有病，今天好了，为什么不去吊丧呢？” 齐王打发人来探病，医生也来了。孟仲子对来人说：“昨天王有命令来，他得了小病，不能奉命上朝。今天刚好一点，就急忙上朝去了，但我不晓得他能否走到。”然后孟仲子派了好几个人分别在路上拦截孟子，说：“您一定不要回家，要赶快上朝去。”孟子没有办法，就去景丑家住了一宿。
景子曰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”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，‘是何足与言仁义也’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；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” 景子曰：“否；非此之谓也。《礼》曰：‘父召，无诺；君命召，不俟驾。’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与夫《礼》若不相似然。”
景丑说：“在家父子，出门君臣，这是人际间最重大的伦常。父子之间以德惠为主，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。我只看见王对您很尊敬，却没见到您拿什么去敬王。”孟子说：“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！齐国人中，没有一个跟王讲求仁义的，他们难道以为仁义不好吗？〔不是的。〕他们心里不过是想着‘这人哪值得和他谈仁义呢’罢了。那么，对王不敬，没有比这更厉害的。我呢，若非尧舜之道，不敢拿来在王面前陈述。所以说，齐国人中间没有谁比我更崇敬王的。” 景丑说：“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《礼经》上说，父亲召唤，‘唯’一声就起身，不说‘诺’；君主召唤，不等车马驾好就先走。你却本来准备朝见王，一听到王召见你，反而不去了。这该是和《礼经》所说有点不相合吧？”
曰：“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‘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；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，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，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
孟子说：“难道是说的这个吗？曾子说过：‘晋国和楚国的财富，我们是赶不上的。但他凭他的财富，我凭我的仁；他凭他的爵位，我凭我的义，我有什么遗憾呢？’难道不义的话曾子能说吗？这或许是个真理。天下公认尊贵的东西有三样：爵位是一个，年龄是一个，道德是一个。在朝堂上，没什么比得上爵位；在乡党中，没什么比得上年龄；至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自然是没什么比得上道德。他凭什么拿他拥有的一种来侮慢我所拥有的两种呢？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；如有什么要商量，就到臣那儿去。这君主要崇尚道德，追求真理，如果他不这样做，〔臣子〕便不足以和他一道有所作为。因此，商汤对于伊尹，先向他学习，然后以他为臣，所以不费大力气便一统天下；桓公对于管仲，也是先向他学习，然后以他为臣，所以不费大力气而称霸诸侯。当今天下各大国土地大小相当，行为作风也差不多，没有谁能够超过别人许多，这没有其他原因，就因为这些国家的君主喜欢用听他说教的人为臣，而不喜欢以能教导他的人为臣。商汤对于伊尹，桓公对于管仲，就不敢召见。管仲尚且不可以召见，何况不屑于做管仲的我呢？”
陈臻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 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，行者必以赆；辞曰：‘馈赆。’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；辞曰：‘闻戒，故为兵馈之。’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
陈臻问道：“过去在齐国，齐王馈赠上等金一百镒，您不接受；后来在宋国，宋君馈赠七十镒，您受了；在薛，田家馈赠五十镒，您也受了。如果过去不接受是对的，那今天接受就错了；如果今天接受是对的，那过去不接受就错了。在此，老师必居其一。” 孟子说：“都是对的。当在宋国的时候，我正要远行，对远行之人一定要送些盘缠，他说：‘奉上些盘缠。’我为什么不受？在薛的时候，我听说路上有危险要戒备，他说：‘听说您要戒备，奉上些钱买兵器吧。’我为什么不受？至于在齐国，却没什么理由。没什么理由却奉送钱财，这是贿赂我。哪里有正人君子会被贿赂收买呢？”
孟子之平陆，谓其大夫曰：“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则去之否乎？”曰：“不待三。” “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年饥岁，子之民，老羸转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。”曰：“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。”曰：“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，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，则反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视其死与？”曰：“此则距心之罪也。” 他日，见于王曰：“王之为都者，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”为王诵之。王曰：“此则寡人之罪也。”
孟子到了平陆，对当地长官说：“如果你的战士一天几次擅离职守，你杀掉他吗？”答道：“用不着几次〔，我就杀掉他了〕。” 孟子说：“那么，你自己的失职也很多了。灾荒之年，你的百姓，年老体弱到沟壑中去等死的，青壮年到四面八方去流浪的，将近一千人了。”答道：“这不是距心力所能及的。”孟子说：“比如有人接受别人的牛羊而替人放牧，那一定要替牛羊寻找牧场和草料了。找牧场和草料没找到，是把牛羊退还原主呢，还是站在那儿看着它们一个个饿死呢？”答道：“这就是距心的罪过了。” 后来，孟子朝见齐王，说：“王的地方长官，我认识了五位。明白自己的罪过的，只有孔距心。”并将和孔距心的谈话对王复述了一遍。王说：“这个也是我的罪过呢！”
孟子谓蚳蛙曰：“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，似也，为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数月矣，未可以言与？”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。齐人曰：“所以为则善矣；所以自为，则吾不知也。” 公都子以告。曰：“吾闻之也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职则去；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。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也，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？”
孟子对蚳鼃说：“你辞去灵丘邑长官，要去做治狱官，好像是对的，因为可以向王进言。现在，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你还不能向王进言吗？”蚳鼃向王进谏不被采纳，因此辞职而去。齐国有人说：“孟子替蚳鼃打主意打得不错；但是他如何替自己打主意，那我还不知道。” 公都子把这话转告孟子。孟子说：“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有官职的，不能尽其职责，便应该离去；有进言责任的，进谏不被采纳，也应该离去。我既无官职，又无言责，那么我是留下还是离去，不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吗？”
孟子为卿于齐，出吊于滕，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。王朝暮见，反齐滕之路，未尝与之言行事也。公孙丑曰：“齐卿之位，不为小矣；齐滕之路，不为近矣，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”
孟子在齐国做卿，奉命到滕国去吊丧，齐王还派盖邑长官王当副使同行。王同孟子朝夕相处，齐滕两国来回的旅途，孟子没和他谈过公事。 公孙丑说：“齐国卿的官位，也不算小了；齐滕间的路途，也不算近了；但来回一趟，却没和他谈过公事，为什么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他既然独断专行，我还说什么呢？”
孟子自齐葬于鲁，反于齐，止于嬴。充虞请曰：“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。事严，虞不敢请。今愿窃有请也：木若以美然。” 曰：“古者棺椁无度，中古棺七寸，椁称之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非直为观美也，然后尽于人心。不得，不可以为悦；无财，不可以为悦。得之为有财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为独不然？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，于人心独无恔 乎？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。”
孟子从齐国到鲁国营葬，然后返回齐国，停在了嬴县。充虞请问道：“承您看得起我，让我总管棺椁的制造工作。事情很急迫，我便不敢请教。今天敢来请教：棺木似乎感觉太豪华了。” 孟子答道：“上古棺椁的尺寸，并没有什么规范；到了中古，才规定棺厚七寸，椁的厚度与棺相称。从天子一直到老百姓，讲究棺椁不单单为了美观，而是必须这样，才算尽了孝子之心。好材料不能得到，当然不称心；没有财力买那好材料，还是不称心。好材料最终到手了，当然就是有财力；古人又都这样做了，我为什么单单不这样做呢？而且，仅仅做到不让死者的遗体挨着泥土，对孝子来说，难道就称心如意了吗？我听说过：无论如何，都不应当在父母身上去省钱。”
沈同以其私问曰：“燕可伐与？”孟子曰：“可；子哙不得与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。有仕于此，而子悦之，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；夫士也，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，则可乎？——何以异于是？” 齐人伐燕。或问曰：“劝齐伐燕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未也；沈同问‘燕可伐与’，吾应之曰：‘可。’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‘孰可以伐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天吏，则可以伐之。’今有杀人者，或问之曰：‘人可杀与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可。’彼如曰：‘孰可以杀之？’则将应之曰：‘为士师，则可以杀之。’今以燕伐燕，何为劝之哉？”
沈同凭着他与孟子的私交问道：“燕国可以讨伐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可以。子哙不可以把燕国让给别人，子之也不可以从子哙那儿接受燕国。比如有个士人，你很喜欢他，便不跟王说一声就把你的俸禄官位都送给他；那士人呢，也没得到王的任命就从你那儿接受了俸禄官位，这样可以吗？——子哙、子之私相授受的事和这件事有什么不同呢？” 齐国讨伐了燕国。有人问孟子说：“你曾劝齐国伐燕国，有这回事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没有，沈同曾问我说‘燕国可以讨伐吗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可以。’他们就这样讨伐燕国了。他如果问谁可以去讨伐它，那我会回答说：‘是天吏，才可以讨伐它。’比如现在有个杀人犯，有人问道：‘这犯人该杀吗？’那我会说：‘该杀。’如果他再问：‘谁可以杀他？’那我会回答：‘治狱官才可以杀他。’如今却是另一个燕国去讨伐燕国，我为什么去劝他呢？”
燕人畔。王曰：“吾甚惭于孟子。”陈贾曰：“王无患焉。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？”王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”曰：“周公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；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智，周公未之尽也，而况于王乎？贾请见而解之。” 见孟子，问曰：“周公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圣人也。”曰：“使管叔监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诸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“然则圣人且有过与？”曰：“周公，弟也；管叔，兄也。周公之过，不亦宜乎？且古之君子，过则改之；今之君子，过则顺之。古之君子，其过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见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岂徒顺之，又从为之辞。”
燕国人反叛齐国。齐王说：“我对于孟子感到很惭愧。”陈贾说：“王不要忧虑。王自己想想，您和周公比比，谁更仁更智呢？”齐王说：“哎！这是什么话呀！〔我怎敢和周公相比？〕”陈贾说：“周公让管叔监督殷国遗民，管叔却率领他们叛乱；如果周公预知而派管叔去，那便是不仁；如果周公未能预知而派他去，那便是不智。仁和智，连周公都没有完全做到，何况您呢？我请求您让我去见见孟子，以便解释解释。” 陈贾来见孟子，问道：“周公是怎样的人？”答道：“古代的圣人。”陈贾说：“他让管叔监督殷朝遗民，管叔却率领他们叛乱，有这回事吗？”答道：“有的。”问道：“周公是料到他会叛乱而派他去的吗？”答道：“没有料到的。”陈贾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圣人也会犯错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周公是弟弟，管叔是哥哥，〔难道弟弟会疑心哥哥吗？〕周公的错误，不是合情合理的吗？而且，古代的君子，有了错误，随时改正；今天的君子，有了错误，还将错就错。古代的君子，他的过错，就像日食月食一般，老百姓人人都看得到；当他改正时，人人都抬头望着。今天的君子，又何止将错就错，还要为这错误振振有词说一通呢！”
孟子致为臣而归。王就见孟子，曰：“前日愿见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，甚喜；今又弃寡人而归，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？”对曰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 他日，王谓时子曰：“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，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。子盍为我言之！”
孟子辞去官职准备回老家，齐王到孟子家中相见，说：“过去希望看到您，未能如愿；后来能够同朝共事，我真高兴；现在您又扔下我回去了，不晓得我们今后还可以见面不？”答道：“这个，我只是不敢请求罢了，本来是很希望的。” 过了几天，齐王对时子说：“我想在国都中央给孟子一幢房屋，用万钟之粟来养育他的学生，使各位大夫和百姓都有个榜样。你何不为我去和孟子谈谈！”
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，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。孟子曰：“然；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辞十万而受万，是为欲富乎？季孙曰：‘异哉子叔疑！使己为政，不用，则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为卿。人亦孰不欲富贵？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。’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龙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
时子便托陈臻把齐王的话转告孟子，陈臻也就把时子托付的话告诉了孟子。孟子说：“就是，那时子哪晓得这事是做不得的呢？假使我想发财，辞去十万钟的俸禄来接受这一万钟的赠予，有这种发财法吗？季孙说过：‘奇怪呀子叔疑！自己要做官，别人不用，也就算了，却还要让他的儿子兄弟来做卿大夫。是人嘛，谁不想升官发财？而他却想把升官发财的事都垄断起来。’〔什么叫‘垄断’呢？〕古代做买卖，是拿自己有的去换自己没有的，有关部门只是管理管理罢了。却有这么个贱男人，一定要找个高坡登上去，左边望望，右边望望，想把整个市场的利润一口独吞。别人都觉得这家伙卑劣，因此征他的税。向商人征税就是从这个贱男人开始的。”
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。有欲为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应，隐几而卧。客不悦曰：“弟子齐宿而后敢言，夫子卧而不听，请勿复敢见矣。”曰：“坐！我明语子。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，则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子为长者虑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绝长者乎？长者绝子乎？”
孟子离开齐国，在昼县过夜。有一位想替齐王挽留孟子的人坐着对孟子说话，孟子未予理睬，伏在坐几上打瞌睡。来人不高兴地说：“为了和您谈话，我昨天就整洁身心，想不到您竟打瞌睡，不听我说，请允许我今后再不敢和您见面了。”〔说着，起身要走。〕孟子说：“坐下来！让我明白地告诉你。过去，〔鲁缪公是如何对待贤者的呢？〕他如果没有人在子思身边，就不能使子思安心；如果泄柳、申详没有人在鲁缪公身边，也就不能使自己安心。你替我这个老人家考虑一下吧：我的待遇还比不上子思，〔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，却来挽留我，〕那么，是你对我这老人家做得绝呢，还是我这老人家对你做得绝？”
孟子去齐。尹士语人曰：“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，则是不明也；识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则是干泽也。千里而见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后出昼，是何濡滞也？士则兹不悦！” 高子以告。曰：“夫尹士恶知予哉？千里而见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岂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。予三宿而出昼，于予心犹以为速，王庶几改之！王如改诸，则必反予。夫出昼，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后浩然有归志。予虽然，岂舍王哉！王由足用为善；王如用予，则岂徒齐民安，天下之民举安。王庶几改之！予日望之！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谏于其君而不受，则怒，悻悻然见于其面，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？” 尹士闻之曰：“士诚小人也！”
孟子离开了齐国，尹士对别人说：“不晓得齐王不能够做商汤、周武，那是孟子糊涂；晓得齐王不行，然而还要来，那他就是来求取富贵的。大老远跑来，话不投机而离去，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，为什么这样拖拖拉拉呢？ 这种情形我很不喜欢！” 高子把这话告诉了孟子。孟子说：“那尹士哪能了解我呢？大老远跑来和齐王见面，是我抱有希望；话不投机而离去，难道是我希望的吗？我只是不得已罢了。我在昼县住了三晚才离开，我心里觉得还是太快了，我心想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；王如果改变态度，就一定会召我返回。我出了昼县，王还没有追回我，我才铁定了回乡的念头。即便这样，我难道肯抛弃王吗？王仍然足以行仁政；王如果用我，又何止齐国的百姓得享太平，天下的百姓都将得享太平。王或许会改变态度的！我天天盼啊盼啊！我难道非要像那小肚鸡肠男人一般：向王进谏，王不接受，便生闷气，失望不满全写在脸上；一旦离开，就跑得精疲力竭才肯歇脚吗？” 尹士听了这话后说：“我尹士真是个小人哪！”
孟子去齐，充虞路问曰：“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’”曰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。以其数，则过矣；以其时考之，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！吾何为不豫哉？”
孟子离开齐国，在路上，充虞问道：“您的脸色好像不太高兴似的。可以前我听您讲过，‘君子不抱怨天，不责怪人’。”孟子说：“那是一个时候，现在又是一个时候，〔情况不同了。从历史上看来，〕每过五百年一定有位圣君兴起，这期间还会有命世之才脱颖而出。从周武王以来，已经七百多年了。论年数，已过了五百；论时势，也该有圣君贤臣出来了。除非上苍还没想到要让天下太平，如果上苍想要让天下太平，当今这个时代，除了我，又有谁呢！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？”
孟子去齐，居休。公孙丑问曰：“仕而不受禄，古之道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于崇，吾得见王，退而有去志；不欲变，故不受也。继而有师命，不可以请。久于齐，非我志也。”
孟子离开齐国，住在休地。公孙丑问道：“做官却不受俸禄，合乎古道吗？”孟子说：“不。在崇，我见到了齐王，回来便有离开的想法；不想改变，所以不接受俸禄。不久，齐国有战事，这时不宜请求离开。然而长久淹留在齐国，并不是我的心意。”